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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
 
(转:中国社科报)王达敏:桐城派研究诸问题新释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9-05-28   动态浏览次数:18

桐城派是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文学有什么关系?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

桐城派是出色的学术流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桐城派是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

王达敏:桐城派既是文学流派,也是学术流派。桐城派不少学者学贯经史子集四部,除了在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经典性成果,在经史子诸领域也有大量著作传世。作为学术流派,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旨归,在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中与崇尚许郑之学的汉学派相对峙。晚清以降,曾国藩等桐城派学者在坚守程朱理学的同时,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明。进入民国后,为更好地接应西学,徐世昌等桐城派学者将注重实用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派尊奉的道统之中,以颜李之学上接孔孟之道。


桐城派起讫时间可有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以为,桐城派开启于戴名世、方苞,终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您以为,桐城派起讫于何时?

王达敏:把方苞、刘大�、姚鼐称为桐城三祖,或者把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称为桐城四祖,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的严厉批判视为桐城派终结的标志,是学界沿袭已久的说法。

其实,在桐城诸老中,有意开宗立派者是姚鼐,方苞、刘大�只是作为前辈乡贤被姚鼐抬入了其所建构的桐城文统之中。就文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论,明代归有光与唐宋八大家一脉相传,对方苞、姚鼐影响很大。姚鼐在建构桐城文统时,于明代就只录归有光一人,视归氏为桐城派最直接的渊源。在目前学界对于桐城派的起点尚无共识的情况下,如果撰写桐城派文学史,从归有光开篇,也许不失为一个斩断葛藤的办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1949年前,民国文坛由新旧文学共同组成,旧文学在漫长时光中仍是主流地位。桐城派在民国文坛虽然失去了笼罩性地位,但仍是一个富于活力的精神存在。1949年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桐城派无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吴汝纶的弟子群体凋零殆尽。唐文治的无锡国专弟子群体、吴�生的文学社弟子群体正值盛年,但施展空间已经十分有限。1980年后,桐城派学者马茂元、吴孟复等焕发学术生机,在研究和创作诸方面皆有可观成就。1995年,吴孟复逝世。此后,学坛上再无桐城派嫡传学者为其“护法”,绵延数百年的桐城派终于落下大幕。


文风从阴柔到阳刚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作为文派有哪些特色?

王达敏:就古文创作而论,桐城派在清代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方苞、刘大�、姚鼐、梅曾亮不废秦汉之文,但主要以唐宋八家之文为典范,除刘氏略异外,方、姚、梅的为文风格偏于阴柔之美。第二阶段,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贺涛、吴�生继承桐城诸老遗产,不否认唐宋八家之文的典范地位,尤其推尊韩愈、王安石之作。但在唐宋八家之文以外,他们又视先秦西汉之文为更高的典范。其为文风格偏于阳刚之美。从古文史角度看,明代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而唐宋派则以八家为圭臬。桐城派的两个阶段恰是明代古文史的倒演,又是明代古文史的发展。

就古文理论而言,桐城派集数千年古文学之大成,创造性地提出了义法说、神气说、桐城文统说、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说、神妙说、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兼收说、阳刚阴柔说、法变说、文体十三类说、因声求气说、古文至上说等理论。这些理论揭示了古文的本质和奥秘,发前人未发之覆。桐城派的真正不朽处正在于此。


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入现代之后,桐城派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王达敏:清代道咸以降,桐城派秉持着“变”和经世致用的观念,紧随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转型。在政治上,以曾国藩、徐世昌为领袖的桐城派学者群体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文学上,桐城派在尽可能保有传统优秀元素的同时,从文论、体裁和语言诸方面向新文学位移;在传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报纸、期刊和出版等媒体,创办文学社团,以拓展存在空间和加速自身转型;桐城派的一批女性作家,像姚倚云、吴芝瑛、方令孺等,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


桐城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翼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关系如何?

王达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互相关联的伟大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桐城派与新文化派之间出现了异同。

甲午战后,桐城派老辈吴汝纶、林纾、严复等沿着曾国藩开辟的道路前行,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激进寻求变革。但随着岁月推移,他们及其年轻的追随者主张在变革之时,能够保留传统中一部分优秀因子,以作为再造文明的基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桐城派老辈和新文化派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同样具有旧学根柢,同样积极面向西方。对于旧学,桐城派老辈的情感要比新文化派诸家更深厚一些。对于新学,桐城派老辈张扬在先,并泽被后者;后者则循前者之辙而行,但取其激进,而弃其所保留。在新文化运动中,如果说新文化派属于左翼,桐城派就是与其根连又与其相对的右翼,二者均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族新精神的塑造作出了贡献。只是,新文化派诸家站在彻底反传统的立场上,只见桐城派学者保留传统的一面,而无视其一直以来面向西方、努力追求变革的一面。争论由此而起。

在五四运动中,桐城派政治家徐世昌的斯文作为和容忍态度,桐城派名流傅增湘、章士钊、严修、马其昶、姚永概的理解和支持,是这场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


桐城派开启了新文学的端绪


《中国社会科学报》:桐城派与新文学有什么关系?

王达敏:桐城派开启了新文学的端绪。对于这一历史定位,一些新文学家有着清醒认识。有研究者曾提出:“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有一件划时代的史实不能不提。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属下的教育部部长傅增湘任命原教育部长张一�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在该会推动下,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发布训令,命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自该年秋起,“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徐世昌、傅增湘、张一�属于桐城一脉。他们的与时俱进,使国文改为语体文成为现实。胡适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用白话代替文言。当时教育部的训令在国家制度层面实现了新文学家的追求。这一事件标志着宰制中国人精神生活数千载的文言开始走向终结,而一直处于边缘的白话和白话文学将移至文化、政治舞台的中心。